中国制造业现阶段的挑战

挑战

我国产品一直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打入国际市场。虽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,但我们必须看到,由于物价上涨,我国工人的工资也在上涨。尤其是代表着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农民工的工资大幅上涨,造成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减弱。

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,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也在慢慢化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的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要更低。例如印度为吸引外资制定了比我国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,其平均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要低,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绝不在中国之下,因此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很激烈。

成本优势的丧失,打击的不仅是参与跨国业务的中国企业,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企业。在国际竞争中,“中国制造”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,“中国制造”的代表企业、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“机器人大军”计划,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,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。

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取代人力,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取代手动,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迎来了信息技术和自动化。落后的人力劳动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制造业的需求,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应用自动化技术提升生产力。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也曾经表示,到2016年,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将有望突破500亿元,在5到10年出内将出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,数年内将借助自动化技术消除简单、重复性的工序。

“工业4.0”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,从自动化向智能化、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。“工业4.0”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升级,也将导致部分制造企业的回流,从而对我国制造业产生间接影响。

可以说,“中国制造”正在面临空前的机遇,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是用工成本的上升,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。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。

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。但是,由于物价带动人工费用上涨,智能手机和便携式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,已开始加速进行工厂转移。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于1988年进驻广东深圳随后为了寻找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,应对劳动力资源紧张,逐渐将工厂向中西部迁移,以降低用工成本。这些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太原(2003年)、重庆(2009年)、四川成都(2010年)、河南郑州(2010年)、贵州贵阳(2013年)等。

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,富士康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。比如贵州省,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仍有923万,其一类区的月均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为1030元。据了解,富士康(贵州)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贵州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。

据说,郭台铭最近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在2013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(APEC)企业领袖高峰会上,郭台铭表示未来两年将启动印度尼西亚五年计划,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手机工厂。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,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4780美元,比我国深圳市低约30%。而在越南首都河内,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更仅为2533美元。

那么,电子代工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?一旦这些企业大规模迁徙东南亚之后,我国制造业会受到什么影响?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。

既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,那就要在配套环境上下功夫。在需求持续萎缩的便携式计算机领域,各代工企业的“西部大迁徙”也在持续。2010年以后,广达计算机等5家台资大企业相继在重庆市建设了新工厂。这些企业看中的或许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,而是重庆至欧洲的直达货运列车2011年正式开通带来的物流运输成本优势

文章节选自《中国制造2025解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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